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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药神》的电影影评

　　原文作者：孙天伦 指导老师：张敏

　　—、草根英雄的生动描摹

　　首先，程勇是草根群像中的一员，是所谓的“小人物”。程勇在某种程度上与《泰冏》中的王宝、徐朗、高博等有一脉相承之处，都属于新时期的“新草根”形象，其性格中都带有乐观积极、有道德心和责任感又有点小自私。不同之处在于，程勇被放在一群特殊的群体一慢粒白血病患者中间加以刻画。影片先用几组镜头交代了主人公程勇窘迫的现状，之后，慢粒白血病人吕受益出场了，他同样因为身患绝症而濒临崩溃，无奈之下央求做印度神油生意的程勇为其走私价格相对较低的高仿药印度格列宁救命。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两人最终达成合谋，在此过程中，其他慢粒白血病患者/家属相继出场，导演给剩下的慢粒白血病患者的镜头并不多，却抓住了要害，生动地描摹出他们濒临绝境的现状，派出所中患病大娘的一句“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程勇窘迫的处境与慢粒白血病患者绝望的人生共同组成了草根群像，程勇就是草根群像中的一员。

　　其次，程勇具备草根英雄的典型特征一性格鲜明真实。我国电影史上历来有英雄传统，有研究者指出，“英雄电影谱系主要包含两个大的影片题材类聚，一个是革命历史题材，另外一个是革命斗争题材”，“侧重在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对个别人物进行艺术加工，塑造出与众不同的英维人物形象”在这一类型的电影中，英雄人物具有崇高的品质和勇敢的精神。《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显然不具备传统英雄的性格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英雄”的神圣属性。程勇帮助吕受益等慢粒白血病人的初衷就是挣钱，而并非任何其它高尚的目的，影片中的程勇也毫不避讳这一点，他甚至公开宣称“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正是因为影片解构了传统电影中英雄的神圣属性，人物形象才显得更为丰满立体，更加真实可信。

　　二、生活镜像的真实呈现

　　该片是一部“眼光向下”的影片，它的焦点是因患病而陷入贫困绝望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在影片中，除了受关注的主角，影片的平民意识还体现在身患绝症却坚强求生的慢粒白血病患者身上。他们与贫困、疾病作斗争，但他们像所有人一样渴望健康的生命。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几组简单的镜头精准地描摹出这一特殊群体另一种意义上“向死而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不放弃任何一个求生的机会，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好不容易抓住的“救命稻草”一高仿药印度格列宁上。他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面对病魔与障碍毫无反击之力，唯一的“救命稻草”被夺走之后只能任由病魔凌虐。

　　影片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行叙事的，通过对生活的真实描摹，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就显露出来。正如观众所看到的，影片呈现出的现实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因为这一现实“无限趋近于生活”，趋近于生活本身。影片一反常规，让人们直面生活的困苦。

　　三、草根英雄与真实生活镜像的共振

　　程勇身上聚集了弱者的典型特征，他交不起房租、看不起病;同时，为生活所迫，他同样贪图利益、胆小怕事。更重要的是，作为父亲,他疼爱儿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子;作为儿子，他也没法为父亲支付高昂的医药费而自责，影片的前半部分中，程勇给父亲喂饭的镜头在温情脉脉之余透着辛酸与无奈。程勇这一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程勇，银幕前的大多数观众都仿佛看到了自己，激起了情感的共鸣。笔者认为，程勇的转变是必然的。

　　首先，程勇的转变折射出弱者的想象与诉求。影片在艰难生活暂时无法改善、医疗体制暂时没有健全的情况下，草根英雄程勇的出场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与心理补偿。《我不是药神》揭露出制度与法律的漏洞，而只有草根英雄程勇才能“绕过”制度与法律,给受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作为草根，程勇感同身受，能够体会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痛苦与难处;作为英雄，程勇将英雄本色尽情发挥，符合观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有着传统“大团圆”偏好的中国观众催生了程勇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其次，从影片的情节设置来看，《我不是药神》的高潮在后半部分,其中有几个镜头值得一提。一是面对警察的围追堵截，程勇拿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将汽车横在马路上掩护病人逃跑;另一个镜头是在程勇被抓后去往公安局的路上，他特地让曹斌转告儿子自己是个好人，体现出作为平凡父亲的另一面。正是这两个镜头，再一次拉近了程勇与受众一也是影片与受众的距离。

　　总之，作为草根英雄的程勇与受众保持了若即若离的距离，这一距离是影片与受众共振的最佳距离。通过作为草根的程勇与作为英雄的程勇的人物塑造，影片成功地实现了草根英雄与真实生活镜像的共振，从多方面抓住观众的心理。由此，影片也实现了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成功融合，这不得不说是现实题材影片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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