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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给大家带来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中的影视音乐赏析。

电影《1942》改编自作家刘震云发表于1993年的长篇小说《温故1942》。导演冯小刚以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向观众讲述了70年前发生于中国河南的一场大饥荒。影片配乐朴素、简单，与电影叙事完美结合，不但为整部影片叙事奠定了情感基调，引导着观众的情感走向，也直接参与了影片的叙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影片《1942》中配乐对电影叙事的作用。

音乐艺术在影片《1942》中的情感发挥

音乐具有抒情功能，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电影音乐的抒情和影片叙事并不是独立的。审美主体在影片音乐出现时，带着对情节的理解，体验音乐抒发的情感，音乐又增强了叙事的感染力。《1942》无疑是一部虐心的悲剧，其叙事的基调就在于悲剧性。音乐对于叙事的重要作用，首先就在于对叙事的基调的奠定。而《1942》的音乐，使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悲惨的年代，跟随灾民重温那悲怆的历史。

电影开场不久，就是孙刺猬带领一群饥饿的手持棍棒锹叉的农民，气势汹汹地到范老东家“吃大户”。而后去县城送信的栓柱在众人吃得热火朝天的当口，赶回来朝老东家大喊他被日本兵挡住了没有去县城搬回救兵。恼怒的孙刺猬用大碗狠命击打老东家的脑袋，老东家被砸昏倒，脑袋血流如注。这时候饥民开始抢粮，场面一片嘈杂。喊叫、火焰的噼啪，一片狼藉之中，音乐由弱渐强地响起，悲凉、凄婉。镜头切换到范老东家人物中景，一脸惶惑与茫然，迟缓、晃晃荡荡地向镜头走来，身后跳动着熊熊火光，弥漫着滚滚烟尘。镜头转向被焚烧的房屋与粮仓，火焰仍然悦动不止，音乐声逐渐减弱下去。这段简短的音乐在这里表达了多种含义。电影开篇的音乐便向观众展示了范老东家这场可怕的浩劫，既表达了人物内心的悲伤，也奠定了影片的悲剧基调。在凄凉的音乐中，观众审视火光里这悲惨的一幕，在音画交织中进入影片所营造的历史时空。

影片中，灾民们不但要面对饥饿的威胁，还有国民党士兵的欺压，更有着日本人的飞机和枪炮。在民众盼望政府能够救其于水火的时候，蒋介石却因灾情的严重和所谓的战事需要而放弃了这些生命。国民党从前线撤下的军队与灾民的队伍混在一起，这些蛮横的军人，用枪指着自己的同胞，从已经很贫弱的人们手中强取马车、银洋、口粮，甚至还有姑娘……不但如此，当日军的飞机发现混在队伍中的大部分都是军人时，灾民们更是不可避免地与撤离的士兵们一起，做了战争的炮灰。当炮弹倾泻而下，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震颤，人们一下子陷入恐怖的死亡深渊，被漫天四射的弹片、石子、尘土、血肉等层层挟裹。当扬尘与硝烟散去，乐声渐渐响起。一改之前的低沉与哀婉，而变得时断时续、气若游丝之感。人们在这场灾难中，已经再也无力去悲伤与哀怨，而只有默默承受，正视其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配乐在此时没有着力去渲染悲情气氛，反而保持了一种克制与冷静的基调，这种基调不禁让人反思，天灾和人祸究竟哪个更甚。范家在这次轰炸之中失去了所有，范老东家也终于没有了从前的优越感，沦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浪的穷苦百姓。

东家老范的儿媳、老伴相继去世，好不容易到了洛阳却被拒之于城门之外。得到的答复是该地未被划分于灾区范围内，老范等流亡的人们也自然不能算作灾民。在这里，老范女儿星星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卖身给了趁火打劫的人贩子，为家人换来五升小米后，在年三十的晚上与父亲挥泪告别。这一段有一处细节，在人贩子仔细端详星星时，不安的音乐响起，人贩子说“中”， 星星小声答应了一下。这时老范先是迥然一笑，内心想女儿不用挨饿了，而后音乐渐强，老范明知女儿这是进入火坑，骂自己“辱没了先人”，饥饿使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欲哭无泪。音乐在这个细节里极大地增强了老范卖女的无助与悲凉。痛失心上人的栓柱在这个夜晚与死了丈夫的花枝成了亲。两人在白雪茫茫的新年之夜跪伏在地上拜了天地。音乐在此时缓缓响起，镜头慢慢向上移动，夜色朦胧之中，墙内礼花不断升腾着，绽放出绚烂的光华。音乐使悲剧性更加深沉，年三十卖女儿的范老东家内心充满耻辱。栓柱无力与被人贩子收买的兵抗衡，痛失所爱。花枝与栓柱成亲，则是惦记着给她的孩子找个父亲照看，内心已做好了把自己卖了养活孩子的打算。在这堵高大、冰冷而漆黑的城墙内外，竟是怎样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音乐艺术在影片《1942》中的推动作用

音乐除了奠定叙事的基调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叙事展开的推动。音乐配合画面对情节展开渲染，使情节更加饱满。同时，音乐对即将到来的情节有暗示作用。此外，电影音乐有时就像一条锦带，把一些分散的、跳跃的镜头串连起来，这就是音乐的连贯作用。[2]这使音乐对于影片叙事情节的转换起到重要的连接功能。影片《1942》中，村民开始逃荒，走在离家的崎岖的黄土路上，沉重、断续的弦乐声响起。镜头下，结伴蹒跚而行的孩童、茫然的面无表情的成人与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破旧脏污的棉衣，拉着双轮车，携带着简单的家什，缓慢向前走去。镜头转动，路边干枯的荒草映入观众的视线，随后，镜头渐渐升起，俯视着这缓慢行进的队伍。同时，村子的远景轮廓出现在背景画面中。这是很多人走上逃荒路后对家乡的最后一瞥。很多人这一瞥便是永别。此时，音乐声音渐小，镜头切换至重庆民国大使馆的酒会现场，弦乐余音未尽，便突然被节奏明快的爵士乐声淹没、取代。大使馆的官员与政客们在酒会上衣着高雅华贵，觥筹交错间谈笑风生。音乐对情节的转换起到了连贯作用，在此之后，片中也多次运用音乐转场，使灾民与政府两条并行的线索得以交织，构成影片的整体审美效果的连贯性。此外，音乐与画面的同步对比，形成视听效果上的鲜明反差。灾民的饥饿至死与政府的饕餮盛宴强烈对比，充满了讽刺意味。

通常情况下，在影片的主要情节、主题体现等时刻都会出现主题音乐，它出现的形式是器乐曲或人生哼唱，将作品的情节推向高潮。逃荒一个月，寒冬已至，老范一家仍然对这场灾荒的结束抱有很大希望。范家的女儿也不吝粮食，仍给自己的小黑猫儿喂食。在这样一个昏暗、清冷的夜晚，单簧管的独奏给人一种暂时的舒缓与宁静。当栓柱询问老范是否给拉车的牲口喂些东西时，老范回应着：“如果过了一个月能把这灾躲过去，那就喂它饲料，要是过了一个月，怕是连它都要吃了。”镜头随着人物走上台阶，慢慢上移。此时，一片刺眼的茫茫白雪赫然出现于整个画面之中，音乐也渐强，由单一的弦乐发展为弦乐合奏下的强音。远近的山路上，排满了逃荒百姓们临时搭建的小草房。不安的音乐既表明了局势的严重性，也预示了更加残酷的境遇即将来临。如此众多的灾民，像一支庞大而又疲惫的远征队伍，在寒冬的白雪之中艰难挣扎。此情此景，灾民们的命运令人万分牵挂和揪心。

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接见烈士遗孤一段，敲锣打鼓，小号齐奏，场面甚是宏大。尤其是举着旗帜的童子军在小号声中列仪仗队接受检阅，鼓乐齐鸣，音乐声势壮大。随着画面的切换，银幕中央出现阴暗的隧道和白修德的背影，音乐亦变得沉重。白修德不停地给灾民队伍拍照以及与政府铁路人员交谈，他完全不相信是蝗灾造成如此多的灾民。两段音乐的映衬把群众的苦难和政府此时抚慰烈士遗孤的作秀行为强烈对比，把人祸的因素彰显出来。而音乐的停歇和飞机的呼啸声响起，也预示着惨痛悲剧的到来。

影片接近尾声时，老范带着小孙子，千辛万苦扒上火车来到陕西。却不曾想陕西政府又拒绝灾民入内，火车在城郊再次被拦下。灾民们纷纷跳车，却遭到枪弹的轰赶。混乱之中，老范失手闷死了自己的小孙子。至此，这个年过半百，曾经儿女双全，拥有万贯家财的人，变得彻底一无所有和孤苦无依。残酷的现实熄灭了他所有的希望，使其终于落入绝望的深渊。人们在逃荒的路上与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在身边亲人不断死亡和失散的那些日子里，家变得已经渐趋破碎。影片最后，麻木的老范仍保守着对家的渴望，即使只剩下一堆空荡荡的墙与土，那里仍是他精神的寄托。因此，他不再向那有生存希望的方向挣扎，而是回头向死地――家的方向蹒跚走去。他只是想：即便死也要死得离老家近一些。

当然，影片并没有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悲哀和死亡之中。此时的天地已经度过了它最残酷的严冬，万物也已开始复苏。在一片苍茫之中，有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老范途中遇到的失去母亲的小姑娘，重新燃起了他对生活的希望。小姑娘的一声“爷”，让这两个经历了共同苦难的祖孙俩之间建立起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情感与支撑。浑厚而有力的弦乐合奏，再次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动，这既是对这段悲惨历史的回顾，也象征着来自历史的深重呼声，让今天的人们去审视与反省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首《生命的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激荡回响“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在这歌声中，人们感悟到生命的坚韧、顽强与力量。

综上，电影配乐通过参与电影叙事，以其独特的方式与受众情感产生沟通与共鸣，从而实现了观者与电影作品之间的互动，进而完成电影的完整叙事。电影配乐电影创作者只有深谙电影语言的创作规律并且具备熟练驾驭音乐的能力，才能够展现音乐有别于其他元素的独特的叙事能力，实现音乐对电影叙事的构建。《1942》这部影片中，配乐以其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电影叙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影片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实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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